“西山突发山火，过火现场惊现两具尸体，不成想，这起命案竟成为二十年未能侦破的悬案，虽然警方全力调查，却始终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载，案件相关人员历经世间百味，各自的行动串联起案件的细节，而真凶的作案动机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作家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娓娓道来，呈现出一部极具思想深度与历史厚重感的精彩推理作品。”
作家呼延云的长篇推理小说《鬼笑石》出版迄今才四个月，已经连续登上豆瓣读书首页，并斩获2025年7月热门图书榜第二名的佳绩，在微博获得多位作家、评论家的大力推荐，在小红书上也成为点赞量和收藏量激增的“网红书”。很多读者为书中的内容震撼、感动，称之为“史诗巨制”、“推理版《活着》”。但也有一些读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本书是“为了一盘醋包了顿饺子”、“大量章节可以删去”等等。
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呼延云，请他针对这本书的创作经历与心得，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各种争议，谈了自己的看法。
推理小说作家呼延云（左）
创作过程：文学应该书写搁浅者
澎湃新闻：怎么会想到写一本以“北大荒”为题材的推理小说？
呼延云：2021年8月写完《空城计》，我开始构思一部以临终关怀为题材的小说，为此采访了两家相关机构，并在10月份动笔。按照构思，小说中有个人物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恰好我的小姨是兵团战士，我就决定去对她做一个补充采访，时间是2021年的11月18日。
我小姨隶属兵团一师直属卫生连，1978年因为户口转不回北京，跟着我小姨夫去安徽，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千辛万苦地把全家的户口办回北京。因为我的采访很突兀，她不知道我突然登门做什么，等我说明来意，就开始讲述在兵团的生活：她和同学们怎么到的北大荒，如何想家，在原始的条件下大拓荒，春种夏耕，秋收遭雨，小镰刀水中收麦，冬天上山伐木，和战友们放羊时遭遇大烟泡（东北人对沼泽地里腾起沼气毒烟，雾气弥漫这种情形叫作“大烟泡”——编者注）九死一生，还有长达十几年的曲线返城，为了谋生的奔波和艰辛……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中午一点，她一边讲一边流泪，讲了四个小时，哭了四个小时。
这次采访使我受到巨大震撼，那段波澜壮阔而又艰苦卓绝的历史是我此前完全不了解的，于是我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继续采访兵团战士，一方面收集和阅读兵团战士们撰写的回忆录。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们出版和自费出版了大量的回忆录，我买了140多本，整整半年时间，除了采访外，就是看书，经常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也为那段历史如撕裂一般被人们误解和遗忘而感到不公。这样直到2022年的5月，终于把我收集到的所有回忆录和兵团史都读完了。因为阅读的过程也就是构思的过程，所以到这时，小说的结构、人物、故事、诡计大致都成型了，便放弃了临终关怀的题材，重新开始创作这部作品。
澎湃新闻：你在访谈中曾经提到，把《鬼笑石》和《扫鼠岭》《空城计》合称“命运三部曲”？
呼延云：从我创作推理小说以来，贯彻的主题就是人在命运重压之下的畸变和反抗，到《扫鼠岭》《空城计》时，这一主题越来越清晰了，而《鬼笑石》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升华。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目睹了革命时代向改革时代的转化。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革命逐渐结束，但正如一本当代史书籍讲到的，由于“革命”这列火车太伟大太雄壮，开得又太快，所以在本该转轨的时候，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惯性期，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依然秉承着革命时代的思想方法和话语体系，同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中变幻着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转型的速度急速加快，可以说又一辆新的、以“改革”命名的列车开始了飞驰，有不少人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有很多人掉队，跟不上，尤其知青群体，大量失业，下岗，成了既下不了海也上不了岸的搁浅者。
历史可以记录弄潮儿，而文学应该书写搁浅者——我在阅读兵团战士们撰写的回忆录时，发现他们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不公，却很少抱怨，依然对人生、对黑土地充满了深挚的热爱。更令我震撼的，是其中有不少人对自己在特殊年代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反思，在坚定地捍卫青年时代价值观的同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让他们通过自己经历的一切，给历史一个回答，我相信就是雨果在《九三年》里的那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扫鼠岭》的主人公是反抗命运，《空城计》的主人公是用智慧逆袭命运，那么《鬼笑石》里的兵团战士们，在经历了革命时代到改革时代这样巨大的历史跨越之后，从忘我的理想主义走向悲悯的人道主义，我认为这是面对一切不幸命运最彻底的胜利。
《扫鼠岭》，新星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空城计》，新星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澎湃新闻：3年，5卷，42万字，746页，每一个数字都沉甸甸的，创作《鬼笑石》的过程是不是充满了艰辛？
呼延云：小说体量的增大，不光是字数的增加，而是整个创作难度都成倍增长：整体结构怎么搭建？人物群像怎么塑造？本格层面与社会层面怎样兼容又平衡？历史和现实怎样分别书写又能彼此呼应？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种满目荆棘的茫然，这个时候只能凭着勇气和经验硬闯，事实上直到写完第四卷，我才感觉“这书能成”。
三年的时间，我克服家务繁重导致的时间碎片化等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机会写作。五卷之中，一、三、五卷的创作难度较低，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部分内容有原型；难度大的是第二和第四卷，即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写的是我完全没有生活体验的事情，只能靠采访和反复阅读并吃透海量的史料，再转化成自己的语言写出。其中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比如来自不同地区的知青棉袄的色泽和样式、北京知青迁出户口时的费用，北大荒人在不同时期抽什么牌子的烟、兵团时代便携电台和用于建立收发报机组网的报话发信机的颜色及型号……很多网上查不到或说法矛盾，而知青回忆录是最可靠的“信源”。有时就为了一个细节，我把回忆录铺得满地都是，一查两天，头晕目眩，最终查到了，很可能成稿时又删去不用，但这样的“无用功”是大制作必须付出的代价。
回忆起来，写得最“痛苦”的是第五卷，不仅要“圆”各种谜题和逻辑，所有在前面四卷压抑的情感都要在这里释放，书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都要走向各自的结局，特别是写到第五卷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巨大的悲伤使我泪流不止……这一章写完后，我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类似抑郁症的状态，好久好久，才走出那种情绪。
2024年的7月底，终于完成了初稿，11月完成了最后一次大改，这时距离我去小姨家采访正好是3年。
写作手法：回归社会派的“本源”
澎湃新闻：《鬼笑石》出版后，读者议论最多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创新性，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呼延云：很多所谓的创新，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复古，《鬼笑石》也不例外。
我这个年龄的作者，启蒙我们的社会派推理作家不是东野圭吾，而是松本清张、水上勉和森村诚一，他们在创作中，很多时候并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写犯罪，而是以犯罪为由头全景式地刻画时代，换言之是一种以犯罪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比如森村诚一就讲过，写作的目的是反映社会问题，只是用推理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水上勉的《海的牙齿》直面日本环境污染问题；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写二战后美国驻军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松本清张的作品就是半部昭和史……
从这个角度上说，《鬼笑石》更像是回归了社会派的“本源”，只是相较以往的作品，它的“本土化”程度更高：特殊的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事件、人物的言行举止、西山风物与《红楼梦》元素，桩桩件件都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土地；跨越的时空也更加广阔，试图以现实罪案为针，以历史回溯为线，来“缝合历史的撕裂处”。
澎湃新闻：全书采取了一种黑白琴键式的结构，现代部分和北大荒部分交叉并进，有读者说两个部分笔法完全不同，好像是两个人写的，这是为什么？
呼延云：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对于推理小说而言，确实篇幅太长，怎么样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是我创作最初就要面对的问题。《鬼笑石》写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一零年代这样长达六十年的岁月变迁，虽然不无时代小说的特征，但归根结底是用发生在现代的连环凶案来“命题”，再从旧时代寻找谜底的推理小说，所以将现代部分和北大荒部分穿插起来，一路按照案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推进，一路按照案情发展的时间逆向追溯，一边制造悬念，一边埋下伏线，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感受。
至于说两个部分的笔法不同，确实是我刻意为之，以让两个时代的“色调”有所区分。具体说来，就是读者熟悉的“近景”色调要淡，读者陌生的“远景”色调要浓，这样才能形成特殊的审美效果。所以在写第一、三、五卷时，笔法就是传统的灰调悬疑，而第二和第四卷则采用了纯文学的笔法，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笔法：宏大的场景铺陈、复杂的人物群像、细腻的风景描写……从读者的反响来看，对这两卷的评价要好过现代部分。
澎湃新闻：有不少读者说这部小说的隐喻很多，有些甚至进行了详细的“发掘”，这些隐喻是你写的时候就考虑到的吗？
呼延云：《鬼笑石》里确实有一些隐喻，比如金波家和小学校墙之间的那棵大树、书中几首古诗与人物命运的关系、旧时代的斩断血缘和新时代的血荒、北法海寺的几次钟声与唤醒……当然，有些读者的分析是我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位搞文学评论的朋友说：这本书的核诡——“走向相反的方向，是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或者说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故意走向相反的方向”，可以解释时代剧变中很多现象的本质。我觉得也挺有道理。
《鬼笑石》（全二册），新星出版社，2025年4月版
直面争议：通过大海理解浪花
澎湃新闻：《鬼笑石》出版后，赞誉的声音很高，争议的声音也不少，比如认为这本书“不算推理小说”、“为了一盘醋包了顿饺子”，你怎么看？
呼延云：《鬼笑石》不是本格推理，而是社会派推理，但它依然秉承了我将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思路。我自己做过统计，第一卷的第三章、第三卷的第一章、第五卷的第五章，即便是按照最狭义的标准也充斥着本格推理，其余大量的警方刑侦部分也有广义的推理内容。与日系一些同类的名作相比：《白夜行》、《所罗门的伪证》、《昭和六十四年》、《绝叫》等等，《鬼笑石》的“含推量”已经很高了。
说《鬼笑石》“为了一盘醋包了顿饺子”，确实是这样。在构思《鬼笑石》的最初，我就想过，我不是以某个时代为背景来写案件，而是以案件为由头追溯和描写时代，所以，罪案在其中退居次要，追溯罪案的根源和描绘时代则成为小说的主要部分——从一开始我就是准备包饺子，醋只是用来蘸着调味的。醋有营养价值，但随着人们的口味改变，销量有所下滑的时候，包盘香喷喷的饺子，让大家蘸着醋吃个肚皮溜圆，不也挺好。
澎湃新闻：有读者说这部书只看第一卷和最后一章即可，“北大荒部分完全删掉也不影响剧情”，你怎么认为？
呼延云：假如把《鬼笑石》做成一个手游，第一关“火密室案”，第二关穿越大烟泡，第三关“林中小屋案”，第四关打山火，第五关通关——通关的要求是解开前后两起连环命案的谜底。“火密室案”的犯罪手法藏在第四关，“火密室案”和“林中小屋案”的“障眼法”藏在第二关，那么，只打通第一关就直接打第五关，恐怕是无法通关的。
关于“北大荒部分完全删掉也不影响剧情”，我想借用电视剧《少帅》里李雪健老师的台词做个比喻，如果说本格推理写的是“打打杀杀”，那么社会派推理强调的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社会派推理就是要通过表现复杂的社会现实来追踪犯罪的动机和根源，它更接近于一种我们过去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以罪案为由头或载体。比如《昭和六十四年》有大量警察内部的争斗，与小女孩被杀的命案并无直接关系；《模仿犯》有大量人物生活的细节描写，与连环凶杀案也无直接关系；《砂器》里面关于当时文艺界新秀们的明争暗斗，占比远超罪案，与犯罪动机同样关系不大，能都删掉吗？社会派推理不是网络购药，而是门诊就医，医生看病，总要问患者从事的职业、生活习惯、有无遗传病史，病情越是复杂，医生了解得越要细致和彻底。
《鬼笑石》也是这样，下岗潮、血荒、以房养老诈骗、临终关怀医院，不仅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剧情发展，而且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而“北大荒部分”除了刻画“要把人当人”的全书主旨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涵义，就是不能割裂地看待历史：假如一个现实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那么“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的深层逻辑。所以，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个“手游”的比喻，小说中现实部分的两起凶案，无论凶手身份、犯罪手法、犯罪动机、行为逻辑，都与北大荒时代密切相关，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而案件的最终破获也是以完整地理解那个时代为起点。如果弱化甚至削减北大荒的部分，对于大多读者而言，就很难搞清罪案的因果，很难认识到书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的变幻息息相关。
澎湃新闻：凶手为什么没有作为“明线”出现在北大荒部分？此外，还有一些读者不太理解凶手的犯罪动机，“为了一个北京户口至于吗”？
呼延云：我在读知青回忆录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慨：时代对人的成就或摧残从来不针对个体，而是诉诸群体，再由群体分解到个体，而个体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并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又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时代特性。所以，《鬼笑石》不是通过一片浪花来透视大海，而是通过描写大海来理解每一片浪花，就是说通过塑造北大荒的知青群体（明线），来追寻其中一个个体为什么异化（暗线），这样才能说明：无论怎样，人都无法摆脱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征，都无法逃避时代洪流之下的命运。
以凶手的犯罪动机为例——这里说明一下，凶手不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而是为了孩子不再“世袭”母亲因出身不好而坎坷的命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差别巨大，北京和上海这样大城市的户口对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这一点用“互文”的方式，藏在明线部分的细节里，尤其是同样出身不好的石劲风的细节里：刚来北大荒时他受到各种排挤，伐木时指导员特地叮嘱他“不要做傻事”，暗恋一个姑娘六年不敢表白，窦京去世之后他对世界抱有的满腔愤恨，体现出他的内心并不像外表那么豁达，而是埋有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还有老三逃回北京探望快要去世的老师，高红军问老师怎么了，老三怒问老师怎么了你不知道？“二劳改”很多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即便刑满释放也往往衣食无着，这些细节都反映出特殊时代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摧残。这种情况下，天性善良的石劲风或许会选择隐忍，但身为母亲的凶手，却要通过改变身份和户口，让儿子彻底摆脱苦难的命运，为此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
当然，或许是这些写得隐晦又过于分散，没有经历过或对那段历史比较陌生的读者，难以get到其中的点，由此可见，想用文学作品来“缝合历史的撕裂处”，还需要我在吸纳读者意见的基础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澎湃新闻记者 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