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海外滩附近车水马龙。（视觉中国 图）
“我六岁就会打麻将了，我姑妈是开赌场的。”
2016年1月，70后作家路内在长篇小说《慈悲》后记中写道。
这个“我”是他的父亲。
路内的奶奶就是在照看赌场时摊上事的。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一周后，苏州沦陷。有个替日军服务的翻译官摸了她一把，爷爷闻讯后揣着菜刀就冲了出去，追到一半，被日本宪兵摁住，拖进宪兵队毒打，昏死过去。家人央求日本银行大班——爷爷当时是对方的司机，人终于被捞出来，但肺里面被打出血，晚年发生了病变。
1950年代初，路内的爷爷主动报名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驾驶车辆。1978年，这位“特级驾驶员”因肺癌去世。
这些“从小听到大的故事”，成为路内第九部长篇小说《山水》的素材。路内的爷爷膝下育有六子一女，他的父亲是长子，虽然爷爷在他大约五岁时就去世了，但这个大家庭的故事时常在父辈之间讲述和流传。
2025年8月，《山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呈现了路承宗（1918-1981）、周爱玲夫妇在1949年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浮沉，以及他们收养的五个子女的故事，跨越半个多世纪。这是迄今为止路内所有作品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次书写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
路承宗的原型是路内的爷爷，周爱玲的背景与路内的奶奶相仿——民国时期一个上海小资本家的女儿。小说中“追砍翻译官”“运送国民党溃兵至舟山群岛”“在朝鲜战场开车”等细节，均来自爷爷的亲身经历。
“这是爷爷自己讲的故事，很多故事资料里是没有的。我不愿意抄别人的回忆录，我看过很多回忆录剧本，但最后几乎都没用。”路内说，“因为我爷爷不在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非虚构的东西，只能说是一个故事。”
《山水》中，路承宗作为司机和向导，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斗，并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成百上千的士兵，整整齐齐睡在潮湿的街沿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作风。（视觉中国 图）
“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轿车从北边开来，这是史上开进（吴里市）袁塘镇的第一辆汽车。”小说中写道。路内认为，汽车既是《山水》的寓言象征物，也是故事的实体，更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化的追求。路承宗去世之后，小说没有戛然而止，继续延伸至改革开放之后，“吴里出现了私人牌照的汽车”。汽车的进化，驱动着故事的流动，将历史的演进具象化，预示着时代的风云变幻。
路承宗上过私塾，略通文墨，原本安心在酱菜馆当个伙计，不料父亲车祸身亡，18岁的他被命运的漩涡推卷到上海滩，拜师学会驾驶第一辆汽车，之后车轮的滚动就伴随着他的人生轨迹，串连起一段段传奇经历，直至生命尽头。
汽车给路承宗和家庭带来的馈赠，不仅有荣耀，还有动荡时世中的物质基础。在战乱年代，汽车近乎奢侈品，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略物资。在和平年代，直至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司机是如此高档的职业，没有一辆汽车是属于私人的，司机们掌控着国家财产、人命，及一种近乎权威的方向感。”
改革开放前，一个“特级驾驶员”的工资甚至比很多高级干部还要高，是一个既体面又实惠的职业。“我特意问过我的叔叔们，他们说爷爷的工资属于最高级别（小说称之为“特级司机”），每月工资七十多块。”路内说，开长途汽车，还有洗车津贴，加起来一百多块，而当时城市普通职工月薪只有三十多元。因此，小说中开老虎灶的热水龙允诺将自己的女儿袁芙蓉嫁到路家，开出的条件就是让女婿当个驾驶员，而非售票员。
路承宗依靠司机这个职业带来的收入，陆续将五个养子女抚育成人。路家的五个子女，各有来路：吴里沦陷逃亡途中，一个陌生女子借上厕所之机，将老大路志民硬塞在周爱玲手里，不知所终；老二路国强，父亲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掳走，母亲突遇车祸去世；老三路国权，亲生父亲将其遗弃在路承宗驾驶的长途汽车上；老四路国庆是周爱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子；老五路文贤，父母双亡流浪乡间，路国权不顾父亲反对，坚持将其带回路家抚养。
路承宗夫妇将这五个不幸的孩子视如己出，每逢危难，总是挺身而出，千方百计化险为夷。乱世罅隙中艰难求生，不失人性之温良恭俭；动荡年代里悉心照料，父子（女）之间暖意静水流深。
小说里，抗战时期，路承宗迫于生计给汉奸和日本银行大班开车，实则暗中帮助游击队。文图无关。（视觉中国 图）
在长途汽车公司领导眼里，老路是战斗英雄、“特级驾驶员”，和市长在战争年代曾经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袁芙蓉惊叹，“路家不愧为吴里市的地头蛇、山大王，敢去纠察队虎口拔牙。”路承宗甫一出场，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儿女们面临的几个棘手麻烦，从工人纠察队领回了因倒卖粮票被扣留的次子路国强，还有40块粮票。
然而，老路对司机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儿女干这个行当。
“我见过的死掉的司机，从这里排队能排到小礼堂；我见过的死掉的领导，能坐满小礼堂。”荣耀和死亡是司机职业的一体两面，没有经历死亡威胁的人，是无法理解老路的。他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时刻太多了：中统特工将手榴弹投到他车里；运送抗战物资遭遇日机轰炸；目睹同赴朝鲜战场的好友黄启宣，牺牲于美军投下的一颗炸弹。
战乱年代，小人物路承宗遵循着吴里人称之为“看山水”的生存逻辑，他当然不是那种“目光高远，胸怀不一样的人”，而是“冷静隐忍，善于辨貌鉴色”。当然，也有生逢乱世身不由己，委曲求全的无奈，正如他自己所言，人所谓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听天由命。一个司机不必多想前程后路，该想的是眼前实实在在的路况。
在抗战时期，为了谋生，他不得不给汉奸逢阿大开车，同时帮助新四军太湖游击队传递情报；吴里沦陷后，他失业，被迫给日本银行大班当私人司机，邻居对他指指点点，可他暗中替游击队偷窃日军汽油；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逃舟山群岛，他被强行“封差”（驾车运输，可领取高额报酬），险些做了许先生的“棋子”，被连车带人挟持到台湾。
路内说，路承宗的种种选择之所以都踏对了节奏，本质上是一种小说的设计。其实，除去“看山水”的灵敏机智，路承宗秉性淳朴，与人为善，在山河破碎、人生板荡的紧要隘口，坚守了生而为人的基本是非观。周爱玲真正理解自己的男人，她说这个人纵然豪气万丈，可是一辈子最发抖的就是迎着子弹往前冲，他喜欢稳稳地开车，让乘客舒服点，他就想当个普通的司机，不作恶，进而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他为汉奸开车，是为生计所迫，每当抗日武装需要帮助，他必定决然出手；半条龙、杨翻译官等很多人，则为了利益选择出卖灵魂。他被国民党溃军裹挟到舟山群岛，果断逃跑，后凭借驾驶技术，幸运地加入到攻占上海的解放军队伍，生命就此峰回路转，豁然开朗。
历史转折处，普通人的命运总是身不由己，却并非无可选择。由此，路承宗的传奇也不必然是小说家的艺术设计，有其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性。
1985年4月1日，上海，桑塔纳轿车行驶在闹市区的街道。（视觉中国 图）
2014年写完《慈悲》，路内动念写《山水》，不过《雾行者》是他更早就想写的长篇，在构想中这部小说体量特别大，他有点担心年龄再长，就写不动了，于是用了五年时间，2019年上半年如期完成，42万字。开始准备写《山水》，新冠疫情突然降临，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转而写了《关于告别的一切》。
2023年初，路内感染了奥密克戎，“有半年的时间，气喘，心跳不规律，完全没办法写”。下半年开始写《山水》，初期进展非常缓慢，“一直抓不住它的语调”。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大，他会根据时代变化，调整不同章节的语调。
“讲民国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一个说书先生，有点表演。”路内说，写到倒数第二章，路承宗只身营救武斗中被劫持的儿子，故事发生在特殊年代，写得特别冷，书面小说的调子，不能太喜剧性，也不能太传奇性。写到2024年1月，速度加快，创作进入到平稳时期。小说交稿以后，自己立刻花钱去“跑查重软件”。
“28万字，有300个字跟库里是重合的，我说不可能有这么多。”后来再仔细查，基本都是资料性文字，比如淞沪会战什么时候开始等。不过也有一处耦合，小说里写，“他心里一动，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认为这样的耦合，是过去文本或日常口述中经常使用的句子，保留了。
小说首次触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难免有人会说，路内的创作转型了。路内解释，不同的长篇面临的难点不同，而他是一个笔法论者，经常更换笔法，《云中人》《慈悲》《雾行者》都曾经被认为是“转型”之作，“这其实是个艺人用词，不大适用于写书”。随着年龄增长，他有了新的想法，觉得“转型”也许是一种时间质地的变化，不只是写作，也包括总体认知——这种自然转型他更乐于接受。
到头来，写小说和人的命运流转同理，“有多少事情，其实都厘不清是主动被动，个人和历史都是复杂的。”“我所有要写的长篇，应该在5年到10年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跟我临时觉得一定要突破自己没关系，我也没想突破自己。”路内说，父辈的大家庭还有很多故事，有机会再写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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